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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篇“你最爱读的文章”背后的故事

  一篇“你最爱读的文章”背后的故事!1987年11月,《与法制》出刊100期,当时总发行数已逾一亿一千万册。社宣布举办《与法制》“知音”活动以示庆祝。当期随刊发放了读者意见征询表,并请读者选出创刊以来最喜爱的五篇文章。

  两个月以后,编辑部从全国近十万填写征询表的读者中选出30位代表,邀请到上海参加“知音读者座谈会”,并公布了被读者提名最多的5篇“最爱读的文章”。本人的《记者们用意何在记大兴安岭大火中的新闻记者》一文荣列其中。

  1987年5月,一场的灾难在中国东北发生,面积相当于一个葡萄牙、15个新加坡的土地上,森林大火,铺天盖地的浓烟让太阳变成了暗红色,20米外看不见人影,193人被夺去生命,3000万立方米的森林化为焦炭,5万失去家园。

  火光就是命令,中央和地方的新闻记者纷纷奔赴火场,他们成了火线上一支特殊的队伍,他们成了勇敢的者。

  女记者隋明梅,我至今记得她的名字。当时孩子刚满10个月,在她一再要求下,领导批准她赴大兴安岭火线采访。从出发到了就再也找不到去灾区中心塔河的车了。情急之下,她不顾劝阻挤上了一辆运送扑火士兵的闷罐车。整个列车只有她一个女的,车上冷得出奇还没有厕所,部队面有难色,她却说:“你们就当我是男的,我不吃不喝不方便。”就这样她熬了整整近20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,但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就随部队出发上山扑火。她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:“整整一天一夜没吃没睡,饥渴和困倦一起袭来,脸被火焰烤得生疼,眼睛像揉进了辣椒面,但还得地拖动身躯,跟上队伍高高的树梢上,一个个火球带着怪声呼啸而过,我的心跳得又快又响,我想到了儿子。”

  《经济日报》记者赵健,撇下了怀孕的妻子奔赴前线天仅靠一点干粮充饥。他说:“十多亿人都在为这场森林大劫而心焦,作为记者,我就是吃尽千辛万苦,也得把那里的一切告诉全国人民。”

  就这样,全国有200多位记者赴大兴安岭灾区采访,出了500多篇新闻和上千张照片。《透过大兴安岭的浓烟烈火》《红色的》《黑色的咏叹》和《绿色的悲哀》等长篇通讯,更是震撼全国。也高度评价记者们的工作。

  但是,就是这些忘死的记者,在大兴安岭的烈火焦土上,却不受某些手握者的欢迎,多数记者都有着令人不解又的。

  我在遇到从大兴安岭回来的记者们都说:“生活上的艰苦我们认了,可上的打击不堪。”满怀热情鼓足勇气奔赴火灾前线的记者们,谁也想不到迎接他们的竟是当地主要负责人的:“你们把火灾报得这么惨,到底想干什么?”以及各级扑火指挥部门上贴着的“谢绝记者采访”“记者入内”的告示。总指挥部甚至在相关中写着“对采访记者要注意保密工作,未经同意不得擅自报道火灾”。于是,邮局接到了命令不准给记者发送(注∶当时还没有互联网,没有移动电话,发送只能靠电话传真和电报),发现有人用传真发稿要把电话线掐断。扑火总指挥更是召集记者开会,声称火灾报道要统一口径,稿子未经审查不得发出。

  听到这些消息,我感到异常,但并没有想到可以写成文章公开报道。当时本刊总编辑钟沛璋,原先担任过新闻局局长,我便在一次开会时汇报了这一情况,想听听他的看法。没有想到他听了以后马上指出:“记者是党和人民的,他们要地宣传党的思想,反映人民的。大兴安岭火灾现场发生的事,反映了一种在我国根深蒂固的封闭的新闻观,一种与现代社会极不相称的对新闻报道极端落后的认知。”他让我马上进行深入采访,准备写成通讯在本刊发表,以警示全社会。于是,我对在京的去过大兴安岭火灾现场的记者逐一采访,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。其中有在闷罐车中憋了近20个小时才到塔河的女记者隋明梅,下车后她顾不上休息直奔前线指挥部却被“记者谢绝入内”给挡在门外。她找到另一个门后表明身份想进去,可里面的人居然顶住门就是不开。记者赵健到达塔河的当天,即跟随扑火部队行军100多公里到了大火现场进行采访,直到次日凌晨3点钟写出稿子,不吃不睡就赶回塔河邮局发稿,但因稿子上没有审稿签字不让发。他只得又返回前线指挥部,找到一个负责审稿的干部,他念给对方听,被多次后才得到一个签字。急急忙忙又赶回邮局,可是邮局职工以签字没签到电的最后一页为由,还是不给发。眼看临近下午一点,的截稿时间将到。可怜赵健不顾连续奔波一天一夜没吃没喝已精疲力尽的身体,再次返回总指挥部求得一个审稿签字,才终于发出了《艰苦卓绝的塔河战》一稿。

  还有《中国青年报》记者李伟中和叶研,因拍摄当地干部在指挥部小餐厅里大吃大喝的照片,遭到抢走机的对待。

  我的万字长文完成后,钟沛璋总编辑亲自动笔修改,甚至重新拟定了标题,使稿子在大量事实形成的可续性基础上,提炼出鲜明的主题,显示出深刻的思辨性。

  1987年9月,《记者们用意何在?记大兴安岭大火中的新闻记者》一文在当期头条发表,钟沛璋总编辑还亲自撰写评论《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》,刊登在卷首。他在文章中写道:“本来,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,人民是国家主人,人民有知道国家的情况,有责任来管理国家事务这是我国庄严宣告的。因此,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,重大问题要让人民讨论,这是天经地义的,是实现社会主义最基本的条件。”“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,就要提高新闻报道的公开化程度,要充分利用现代化大众工具,增强对政务、党务和重大事件、突发事件的报道。”“在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中,人们又地看到那种大火不报,支援不要的怪事还在继续出现,这告诉我们,克服新闻封闭的积习,扫除观念和现象的斗争将是长期和艰巨的。”

  钟沛璋总编辑早在1939年就加入地下组织,领导过交通大学地下学生党支部的工作,创办过和《学生报》。上海解放后,他创办了上海《青年报》并亲任总编辑,后北上任《中国青年报》副总编辑兼团中央研究室主任,直至新闻局局长、分社高级研究员。他的高度、新闻度、工作魄力和人品,无一不令我深受和感到钦佩。

  当期一上市,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,我收到全国各地包括大兴安岭地区在内读者的大量来信,各地报刊也纷纷转载。当时还没有互联网,报刊转载文章后有寄样刊和稿费的规矩,以示对版权的尊重。当时我个人和社合计大约收到了50多家转载报刊的样刊以及稿费,来源遍及全国各地。

 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,一个多月后的一天,钟沛璋总编辑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家里,对我说省委孙维本同志到了,向表示对我们这篇文章有意见。要求我们社给出解决方案。钟沛璋总编辑问我有什么想法?我说∶“对于文章涉及的事实我负全部责任,所有采访都有详细记录并保存完好,而且提供材料的对象都是各家在岗位上的记者编辑。至于文章观点我觉得是符合当前中央有关的,而且有您把关,相信也没有问题。”他说那就好,我想去会会孙,跟他当面沟通一次,你跟我一起去怎么样?我说:好的!他问我你不会害怕吧?我说怎么会?他大笑。

  第二天晚上,我们在宾馆与孙维本见了面。原来他是来京参加党的十三大会议的。钟总编辑从十三大确立的进一步的出发,向他介绍了我们肩负的重任。重大情况向人民公开让人民知道,正是、推进社会主义与法制建设的需要。最终,孙对本刊的工作表示了理解,并希望我们能对省落实,推进的努力加以充分关注,对大兴安岭地区重建家园予以有力的支持。双方的意见统一在了国家进一步的大旗下。

 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。令人深感遗憾的是,钟沛璋总编辑已于2021年2月6日在逝世,享年96岁,葬礼于2月10日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,中央领导送上花圈,表示深切哀悼。

  在《与法制》出刊1000期之际,谨以此文寄托我的哀思,向钟沛璋总编辑致以最深切的怀念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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